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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之路:第七章  下放岁月

[ 作者:姜广平 文章来源:邱学华尝试教学在线 更新时间:2016-12-22 22:53:23| 收藏本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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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中学数学教师

邱学华全家下放的地方是溧阳县茶亭镇,在常州西南方向,是溧阳县下的一个公社,离常州差不多100公里左右。

地方倒是好地方,山水绝佳。这里还有沙河、大溪两座国家级大型水库,因属天目山余脉,故名“天目湖”。湖水周边群山环抱,湖水清冽,间有画若棋盘的田畔,疏密错落的茶园。湖岸蜿蜒曲折,湖边古树名木,奇花异草,姿态万千。

天目湖畔群山枕水、碧波荡漾,湖中岛屿散落、湖岸曲折通幽,以山绕水、水映山而取胜。

接触自然,领略自然风光,体验乡土气息,让邱学华有一种别开生面之感。虽然乍离中国最大的都市,多少还有些不适应,然而,既然是抱定与妻子一起来吃苦的,邱学华也就很快融入了茶亭这一片乡野。

下放到农村,问题又来了。因为葛蕴春是代课老师,还不能算是下放干部,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工资。葛蕴春、邱学华的母亲、两个孩子,四个人,一下子常州户口也都注销了,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人。

好在邱学华跟着调动到了溧阳,总算家里的顶梁柱能撑起来了。

一家人,现在就指望着邱学华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了。

一开始,没有住房,只能住在生产队一个老鼠到处乱跑的破旧的仓库里。

邱学华到溧阳县报到时,教育局领导问他,你是大学教师,我们这里没有大学,你到哪里去工作呢?邱学华说,去茶亭中学吧!

在茶亭中学,校长问他,你教什么?邱学华爽快地说:我教数学!邱学华的想法非常简单,教中学数学小学数学总能近一点吧。

其实,他心里知道,教中学数学他是不够资格的。老实说,其时,邱学华的数学水平,最多也就是一个初中毕业生的水平。而且,多年不用,也忘得差不多了。因为一直钻在小学数学的世界里,中学里的那点数学积累,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当年考大学,因为教育系是文科,所以考大学不考数学,到了教育系也不上数学课。教育系的毕业生,分配到外地,大多也是分配到中学教政治,也有的教语文,几乎没有教数学的。后来,邱学华的大学同学听说邱学华在教中学数学,都大吃一惊,说邱学华胆子太大了。

但是,邱学华相信一个真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就这样,邱学华一边自学,一边教。先自学例题,看懂了再认真做练习题,每道题目都做了一遍。有了这样的亲身体验,他就知道学生学的时候难在哪里,怎样去突破难点。

邱学华发现,用这样自学的方法,自己都学会了,何不把这种方法教给学生呢?这不就是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小试验的“先练后讲”的教学方法吗?他先让学生看书的例题,看懂了,再做练习题,然后教师再根据学生试做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讲解。这种方法试用后,效果好。学生都喜欢上邱学华的数学课,说上邱老师的课,听得清楚,也学得明白。

如果是有心人,我们应该发现,邱学华早在1970年代初期,就在中学亲自实践这种“先练后讲”的尝试教学模式。

不仅自学了所教的课程,邱学华还在这个时期自学了高中数学和高等数学。而在教学过程中,他则从初中一直教到高中,熟悉并研究了全程的中学数学教学过程。这就为他以后从更高层面上研究小学数学和在中学搞尝试教学实验打下了基础。

事实上,邱学华自己也正是在尝试的过程中,尝试着教起了中学数学

如果从邱学华上小学开始考量,我们竟然发现,邱学华的一生,竟然就与“尝试”二字紧紧绾结在一起。

小学是从读四年级开始的,尝试着在不需要经过启蒙的状态下进入小学学习状态;

考大学,是在只有高中半年的经历下走进考场的,他自己以自学的方式,完成了高中课程的学习。

在华东师大,无论是从沈百英先生学习小学算术教学法,还是后来自己没有经历过硕士、博士学历的过程开始着手研究小学算术教学,也都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与姿态,走上了一条拓荒者的道路。

至于在大学做教师期间,又去华东师大附小兼职、协助吴佩芳办学,都是在尝试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路径的。

现在,身为中学数学教师,同样是以一种尝试的心态与姿态进行中学数学教学。

所以这些经历,都将成为他在1980年代提出的尝试教学法的厚实的积累与积淀。

在茶亭中学期间,有两件事,邱学华让当地的教师们看出了他这个大学教师出身的人真的身手不凡。

一开始,当邱学华这个大学教师来到茶亭中学后,所有人都在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他。邱学华知道,那种打量的眼光里,内容实在复杂了。但邱学华有一点非常自信,自己没有任何政治问题,他只是为了照顾家庭才主动要求调动到这个农村中学的。他料定大家是想要看一看他这个大学教师出身的人到底有何水平。

他相信,他会找到机会证明自己的。

邱学华是一个有心人,他发现学校的音乐教师都是清唱上课,也不用什么乐器。原来,学校有一架破风琴,年久失修,被弃置在一个角落里。这样,邱学华就开始修风琴了。他在塾村中心小学当过音乐教师,也是在那时候学会了修风琴。他于是主动向学校提出来,想试一试,看能不能修好风琴。邱学华在征得学校同意后,开始修风琴了。他发现,这架风琴原来是风箱坏了。于是,他想方设法买来材料,然后,就开始鼓捣起来,七弄八弄的,还真的让邱学华修好了。这让大家大为惊奇,特别是音乐教师连连道谢。音乐课堂终于飘出了美妙动听的风琴的声音。这才像一所学校啊!大家的脸上绽出了笑容。化学教师张玉甫说,真没有想到,一个大学教师能将风琴修好,太神奇了!

还有一件事,也使茶亭中学上上下下对邱学华刮目相看。

暑假开学后,公社书记将中小学教师集中起来开会、听报告,会后,便对中小学教师进行基础知识考试。因为考试对象是全体中小学教师,所以,试卷的内容便既有小学的,又有中学的,既有语文内容又有数学内容。这下好了,中学教师不了解小学教学,小学教师对中学内容不熟悉;数学教师考语文时觉得麻烦,语文教师考数学更是头疼。所以,成绩统计下来,一般的教师,能拿到六七十分不错了,还有只能考到四五十分的。邱学华第一个交卷,而且,卷子批下来,他是唯一一个考到100分满分的。公社书记也心悦诚服,说,到底是华东师大来的。

这两件事,让邱学华在茶亭中学名声大振。至今,很多人还能记起当时邱学华在茶亭的情景。老人们说起这些事来,都是感佩不已。

 

二、心系小学数学

就像在安徽定远县一样,只要碰到困难,邱学华就要动动脑筋,搞点花样。

当时倡导开门办学,邱学华便引导学生去发现生活中的数学,然后,再用书中所学到的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

文革期间的中学数学教材非常重视测量和绘制平面图。但当时的农村中学条件差,没有测量仪器,于是,邱学华就自己想办法,发动学生自己制作平板仪,每个小组都有一副。

平板仪就是用于测量的测绘仪器,是地形测量中能同时测量和绘图的仪器。平板仪曾经是野外碎部测量的一种传统仪器,能同时测定地面点的平面位置和点间高差。由于平板仪测量具有图解测定地面点平面位置的特点,故又称它为图解测量。目前,平板仪测图已被全站仪和GPS-RTK数字化测图所取代。但在当时,能拥有一架平板仪的确是不容易的。虽然,平板仪的测量数据可能会有些许误差,但在理论上讲,通过数学计算,还是可以完全做到精确计算的。这样,邱学华就结合中学数学教学,自制出了平板仪,并让学生们按照数学原理制作了小组使用的平板仪。

要求每个小组自制平板仪,学生的积极性很高。测量的标杆要用竹竿代替,表面削光后,用红漆涂上。可是,竹竿从哪里来呢?还是学生想出了主意,到附近的竹林里去砍。附近农民于是告到校长那里,校长发火了,“搞什么平板仪吗?”立即要示停止。但邱学华据理力争,说搞平板仪没有错,错在学生私砍农民的竹子。跟校长说明了情况后,邱学华又立即到农民家里道歉,并拿出钱来赔偿农民的损失。接着,邱学华索性到市场上用自己的钱买来了许多竹竿供学生使用。

另一项发明更其重要,就是用来估算土圆囤里粮食重量的标尺。

那时候,农村大造备战备荒的“土圆囤”粮仓,土圆囤里堆了多少粮食,计算比较麻烦。于是邱学华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土圆囤内壁,用红漆画一根标尺,根据土圆囤的体积和稻谷的比重,在标尺的刻度直接写上重量。这样,粮食堆多高大约有多重,一看标尺就知道,非常简便。

为了让学生的发明更加精密精确,邱学华带着学生到公社粮站实践。这就是把数学课搬到了粮站了。这个发明很受欢迎,这个办法后来竟然被公社粮站加以推广,邱学华也因为在三大实践中的成绩,受到县教育局的表扬。

但是,邱学华到底仍然心系小学数学,小学数学使他有一种魂有所属的感觉。但在中学教书,他几乎与小学数学隔绝了。于是,当他听说小学数学教学中正在搞“三算”结合教学实验时,就偷偷地跑到附近的茶亭小学搞实验。

茶亭小学和茶亭中学只是一路之隔。邱学华在茶亭中学当老师,又在公社很有名气,而且,有很多老师读过邱学华写的文章。去到茶亭小学去听课,也是征得校长同意的。但这一切,恰恰又是邱学华主动为之的,他是主动跑到茶亭小学同校长商量进行三算结合的教学实验的。

许多人对此不理解,都说,老邱啊,你这是自讨苦吃,既没有经费支持,你也不可能得到什么,极有可能还会挨批,说你不务正业。你这是何苦啊!

后来的事实,印证了别人的担心。正由于邱学华搞三算结合实验,到深揭猛批四人帮时,他受到了批判。

还有人干脆说,这个邱学华,简直是“发疯”了。

三、小学数学“三算结合教学”研究

还是溧阳县教育局慧眼识才,觉得应该用人所长。再说,邱学华有当大学教师的经历,应该将他安排在更能发挥价值的岗位上。于是一纸调令,将邱学华调到溧阳县师范学校工作,专门负责小学教师培训,同时主持全县三算结合教学实验工作。

又能重操老本行了,可以堂而皇之地教小学数学教学法和培训小学数学教师,邱学华为自己重新回到小学数学领域而欣喜万分,他的小学数学教学研究之舟重新启航了。

关于“三算结合”教学实验,我们在这里不妨花一点笔墨作一点说明。

所谓三算,就是:口算、笔算、珠算。“三算结合”教学实验是我国小学数学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探索,其主要特征是将珠算引入小学低年级的数学教学,使珠算、笔算、口算“三算”之间相互促进。从小学一年级起,教师利用算盘帮助学生认数和计算,将珠算与笔算、口算(心算)结合起来进行教学,且不用口诀教珠算。

依据沈百英教授和刘良华教授的研究,关于三算结合的问题,自清末兴学以来,便一直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小学数学教学中一直有口算、珠算、笔算三种算法。因口算与珠算都从高位起算,而笔算从低位起算;珠算用口诀,笔算不用口诀,三种算法各成体系,故不能结合起来同堂教学。

1917年前后,曾有人倡议并在小学中年级进行珠算与笔算同堂教学。而且,在珠算与笔算同堂教学时,“不用口诀教珠算”。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颁行的《小学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珠算教学“应与笔算充分联络”,“除除法必须用口诀外,加减乘三种方法应避用口诀计算”。1948年的《小学课程标准》再次强调:“珠算教学应当和笔算密切联络,力避使用呆板的口诀计算。务使笔算中习得的知能,尽量在珠算中活用。例如把除法的商数,比惯行方法更向左推进一位。归除口诀就可以不用。这种方法和笔算一致。”

1951年,赵万容在《绥远文教》第2卷第5期发表《把珠算与笔算结合起来》,对“珠算与笔算结合起来教学”有详细的说明。但这里所主张的珠笔结合限于小学中年级范围,与后来从低年级开始的“三算结合”有差别。

明确提出“三算结合”教学法的是江西省宜春市第三小学数学教师易儒璋。1950年代初期,小学的数学教材,低年级以口算为主,中年级以笔算为主,高年级以珠算为主。易儒璋老师在实践中观察到,按照这种把口算、笔算、珠算分离的教材去教学,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出现了口算不熟、笔算不准、珠算不会的现象。为了让所有学生都能打下扎实的基础,牢固掌握计算本领,易儒璋老师决心改革这种“三算”分离的教学方法,打算进行“三算结合”教学实验。根据这次教学实验的体会,易儒璋老师写出了《口算、笔算、珠算三结合》,在1959年第九期的《江西教育》杂志上刊登出来了。易儒璋老师所创立的这种“三算结合”教学法和他在《江西教育》杂志上发表的《口算、笔算、珠算三结合》一文,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1969年开始,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的教育工作者,在《口算、笔算、珠算三结合》这篇文章的影响、启发下,先后也开展了“三算结合”教学实验。以后,这种教学法又被逐渐推广开来。

全国性开始“不用口诀教珠算”的教学实验始于1963年前后。1963年北京中国数学会召开“珠算及辅助工具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珠算本是我国发明的,明朝时传到日本后,日本民间流行不用口诀教珠算。“现在东风可借,不妨大胆试行。”会议建议一面上书教育部从速推广,一面分请各地珠算教学者进行实验研究。于是上海、浙江、吉林等地开始试行这种不用口诀教珠算的办法。

1969年,上海崇明县新河公社五大队“五·七”干校出于当时“教育革命”的需要,决定“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结合珠算进行教学”。但当时由于准备不充分,“在教到算盘上珠以一代五这个难点时,学生不易接受。具体执教的老师思想上产生了反复,首次实验失败了”。1970年上半年,在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后,实验重新开始。由于这种教学坚持“开门办学”,让学生走出校门用“算盘”为工人和农民计算和清理“三账”(工分、柴草和现金收付),实验结果显示“八岁娃娃就能算我们贫下中农要算的账”,因而迅速引起广泛的关注。

1972年初,上海市闸北区开始“三算结合”教学实验,并逐步从单纯研究“口算、珠算、笔算结合”发展为综合研究“口算、珠算、笔算”“整、小、分”(整数、小数、分数)、“数、式、形”三个三结合的问题,即从狭义的“三算结合”发展成为广义的“三算结合”教学。同年3月,杭州师范学院数学系以杭州上城区光明小学一年级为试点,进行“三算结合”实验。1975年又扩大到全区229个实验班。

受上海、杭州“三算结合”教学实验的影响,全国各地纷纷呼应。至1976年,“三算结合”教学实验几乎遍及上海、北京、福建、广西、山西、浙江、江苏等地。

“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教育实验受到冲击和破坏,但“三算结合”实验因切合当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的需要而受到特别的重视。不少中小学和大专院校“吸取了工农群众的丰富创造,把珠算与口算、笔算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大规模地走向工厂、农田,结合粮食产量、农药配制等等进行“现场教学”“开门办学”。也正因为“三算结合”顺应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材要彻底改革”等教育改革的呼声,它为自己争取了生存的空间。

“三算结合”教学法还获得国际友人的高度称许。柬埔寨原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曾经称赞“三算结合教学法”是世界上的创举。日本全国珠算教育联盟的朋友在听了“三算”课以后称:“中国在小学就开始进行三算结合教学,真是了不起。”美国南加州大学珠算教育中心主任利加德教授不仅赞扬了“三算结合”教学法,而且还多次派教师到中国来学习这一教学方法。

从1972年开始,邱学华也全力投入“三算”结合教学的实验研究。

在华东师大期间,邱学华曾对口算和珠算分别进行过单项实验研究,现在把珠算、口算、笔算三者结合起来,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实验研究,这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系和教学体系是有重大意义的。

邱学华先在一所学校进行探索性实验,然后再扩展到十所学校,最后推广到全县。这期间还进行了一项有特殊意义的教学实验,“笔算从高位算起”。因此,溧阳县的“三算结合”实验搞得轰轰烈烈,吸引了全国各地很多同行前来参观,北京师大和南京师大的教授也来溧阳考察了。山东、安徽、上海、浙江以及内蒙古都派人来取经。

那时的农村小学教师大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业务水平较低,所以,邱学华必须研究如何把小学数学教学法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才能使农村教师听得懂,用得上。但由于通讯、交通的问题,集中培训的难度非常大,于是,邱学华便翻山越岭,过河涉水,深入到农村、山区听老师们上课,了解他们教学上的问题在哪里,缺少什么;同时也帮他们备课,手把手地教他们应该怎样上课。

几年下来,邱学华翻越过溧阳丘陵地带的大小山头,足迹跑遍全县各个角落。

就这样,在培训班上讲,轮流到全县各公社去讲,务求让每一位老师能上好每一节课。邱学华就是这样进行小学教师的培训工作的。这里的酸甜苦辣,真是一言难尽。然而,邱学华却不以为苦,他觉得,只要让他与小学数学老师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和他们一起钻研数学教学,这就是他最大的幸福。

这是在文革期间。这是在人们都纷纷革命的时代。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很多人把科学文化与教育教学置之脑后,然而,也有人却能在这样的气候下,以介入生活的姿态做数学教学研究,并为此后的科学的春天、改开开放的春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四、孙士仪教授和杭州的朋友们

在邱学华的身上,你也许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现象:不管在哪一个时期,他的学术生活中,总会有一两个专家、学者,既充当他的引路人,也成为他的同行者。

文革时期也概莫能外。

这一时期,出现在邱学华教育生涯中的重要人物,是杭州大学教育系孙士仪教授。孙士仪与邱学华有某些相同的经历,他原是广西桂林的一位小学教师,后担任浙江大学俞子夷教授助手,协助俞子夷先生编写小学算术课本,很得俞先生的赏识。建国后,孙士仪曾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小学算术课本,1965年调回杭州大学教育系执教《小学数学教学法》。

文化大革命中,孙士仪教授在杭州市临安县搞三算结合教学实验。这期间,孙士仪亲自编出一套称为“临安版三算结合试验课本”的数学教材。正是在编写这本教材时,孙士仪想到了邱学华,并邀请邱学华来杭州协助他工作。

针对当时教师没有教学参考书的情况,邱学华和孙士仪教授共同编写《小学数学教学改革问题》一书。

那是在1974年的暑假,从溧阳农村来到杭州,邱学华住在杭州大学招待所。白天,他与孙士仪他们共同讨论,晚上就由邱学华执笔写作。

这本书,仅一个星期就完成了基本框架。印制出来后,为了突出政治挂帅,处处都用了毛主席语录。

然而,这却是一本极珍贵的资料,因为文革中几乎没有什么教学参考书,所以老师们拿到这本书后,都如获至宝,备极珍爱。在那个书荒的年代,还有什么比这本凝聚了两位学者的心血更为宝贵的著作呢?

正是在这过程中,孙士仪看出了邱学华的学术品质与教育人格,他欣赏邱学华那种文思敏捷的才华,更欣赏他处处为老师们考虑的通俗易懂的行文风格。孙士仪甚至希望邱学华能调进杭州大学工作。然而,邱学华这边,既然是为了家庭才从华东师大回到江苏,又怎么可能抛下妻儿老小走进杭州大学呢?何况,这也是在文革中不可能做到的事。

后来的情况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孙士仪便离开了人世。邱学华接到孙士仪先生去世的消息,不禁悲从中来,痛惜自己失去了一个学术上的引路人与同行者,痛惜中国小学数学教育失去了一位出色的专家学者,更痛惜俞子夷先生的传人也如此天不假年。

邱学华在杭州有三位好朋友:唐世兴、王权、张天孝。这三位朋友非常凑巧,都是1937年生人,比邱学华小2岁。他们都在师范学校同一个班级读书,都在杭州上城区当教师,都是教数学出身。同年、同学、同是教育工作者、同是数学教师,实在太巧合了。

邱学华同这三位杭州朋友相识过程也很偶然。1960年,唐世兴是杭州一所小学分管数学的教导主任,他虚心好学,经常在教育杂志上看到邱学华写的文章。他发现,邱学华的文章,既有独特的见解,又切合教学实际,便料想邱学华一定是一位富有经验的老教师。他想方设法找到这位老教师,才知道邱学华原来是在华东师大附小工作。他便专程从杭州到上海来拜望这位老教师。见面后却大为惊奇,邱学华原来是一位同他年龄相仿的大学教师,只不过是在附小兼职。从此,他们成了一生的好朋友。

后来,邱学华通过唐世兴认识了时任上城区教研室数学教研员王权,随后又认识了时任学校教导主任的张天考。由于共同的爱好,他们共同切磋,讨论问题。

文革中,这三位朋友都在搞三算结合教学实验。张天考是上城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唐世兴是副校长。他们得知邱学华已调到溧阳农村,并热情邀约邱学华参与编写教材、参与实验研究,参加全国性三算结合教学研讨会。往返车旅费、食宿费都由他们承担。为邱学华提供一切方便。这一时期,邱学华写出了许多文章刊登在上城区教师进修学校办的《三算结合教学参考》上。邱学华在文革中也没有停止笔耕。

真乃吉人自有天相,邱学华身处偏僻的农村,由于孙士仪教授和杭州三位朋友的相助,使得邱学华得以更深入地继续从事小学数学教学的思考和研究,能够及时了解全国小学数学教学的动向。

邱学华对小学数学教育的思考,对新教法的探索,没有因为文革而停止。

后来,唐世兴当上了上城区副区长,不过,他没有放弃对小学数学教学的爱好,他同邱学华合作编写了《小学数学课外活动》《解计算题的钥匙》《小学数学教师手册》等,并出版了专著《数学游戏》。王权当了杭州大学教授,执教小学数学教学法、教育统计等学科,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教育统计专家,教育部也经常请他担任有关资料的统计分析研究。曾当选为浙江省小学数学教学研究理事长。张天孝成为上城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特级教师。经邱学华介绍,张天孝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主持的《现代小学数学》教材实验研究。此项工作达十多年之久。这十多年间,张天孝又与邱学华共事。因对小学数学教材建设的突出贡献,张天孝被评为浙江省功勋教师

杭州这三位邱学华的朋友,都是中国小学数学教育名家。

现在,他们都退休了。常常,四人在西湖边,边饮茶边谈起当年的事,其乐融融。50年的风风雨雨,50年的教育友谊,实在不易。

也许,到这里,邱学华另一重学术品质也凸显出来了,那就是,不管是在人生的低潮,还是身处凶险的政治风浪之中,不管是家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还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也不管是在上海,还是随全家人下放农村,邱学华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怨天尤人,愁眉苦脸、意志消沉,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而是积极进取,心系一处,守正出奇,保持高尚的人格操守,以求得在凶险环境中的自保与独立。别人热衷于争名夺利,好勇斗狠,文人相轻,相互攻讦,他却能无欲无求,远离是非,不去趟“武斗”“夺权”的浑水,在喧闹中为自己寻得一方宁静的空间。

1970年代,邱学华就这样在溧阳农村找到一方乐土继续他的数学教学研究。

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种幸运。

但我们更应该认为,这是我们教育的幸运,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幸运:不管在什么样的形势下,总有人为祖国的明天默默地思考着、奋斗着……

用鲁迅的话说,这样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

五、田园生活自得其乐

让邱学华觉得非常有乐趣的方面还很多。全家下放农村后,一家人倒真的能团聚了。邱学华在中学教书,妻子在小学当民办教师。白天,他们都到学校教书,女儿跟着妈妈在小学读书,儿子还没有到上学年龄,就坐在教室的门槛上,看着妈妈上课。妈妈下课了,儿子就扑到妈妈怀里。

家里也分到三分自留田。放学回来种自留田,种蔬菜、水稻、小麦、山芋、什么都种。后来,俩口子又在住房旁边搭了两间草房,养猪养羊,养鸡养鹅。遇上什么不会的,就向当地的老百姓请教。老百姓也解决不了的,邱学华就去找书,看看书上怎么讲的。什么《科学种田》《农耕大全》《怎样种菜》,抓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这样,农村的很多活儿,竟也无师自通了。种植南瓜时,竟然出现了奇迹,种的一只南瓜竟有36斤。养猪也养出了心得,两头小猪三个月就长到100多斤,每天长一斤。

当地不种大白菜,夫妻俩回城里时,就从城里买来菜籽,按照《怎样种菜》书上的要求培育,结果每棵大白菜都有10多斤,又白又嫩一大片,惹人喜爱。此后,附近农民都来了,说跟邱老师家要点菜籽。这样,附近的人家,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大白菜。

邱学华还在屋子四周都种了树,屋前种了桃树、梨树,边上开了一条沟,引来水渠的清水,水沟上铺了一块石板,竟然就是小桥流水,绿树成荫,好一派田园风光。

这时候的邱学华,浑然不觉自己是身处逆境与困境,他有数学教学这项事业相伴,又能与家人团聚,更让他开心的是,他与乡亲们成了一家人。

何况,从住房条件上讲,确实也比在常州好多了。

邱学华用自己的下放安置费的五百元,在乡下起了一幢瓦房。钱自然是不够的,好在,邱学华有办法,他从砖瓦厂借了砖瓦,又东挪西借,借了些钱,起了一幢像模像样的两间瓦房。

邱学华非常开心,在农村里,一个最大的问题解决了,邱学华心里特别开心。

一家人在农村生活,虽然清苦,但能团聚在一起,也其乐融融。两口子盘算,将来女儿学裁缝,儿子学木匠。只要有了一门手艺压身,也就不怕没有饭吃了。

农民们是纯朴的,乡亲们是厚道的。邱学华在茶亭一呆就是9年。9年里,全村人等他们亲如一家,把邱学华一家当成自家人。种点瓜果蔬菜,大家尝个时鲜;有点头疼脑热的,有人嘘寒问暖。

正是在这9年里,邱学华得到了一方乐土,尝试当了农民,学会了自力更生;尝试当了中学教师、自学了高中数学和大学数学。而且,正是在农村,他们的两个孩子,学会了品尝生活的艰辛,养成了热爱劳动的精神,勤俭朴素的习惯,这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后来,这两个孩子的学习、成长,确实就没有让邱学华费多少心血。

女儿在父亲出来做小学教师的年龄也就是17岁那年,考取了《常州日报》社的见习记者,后来通过自学取得大专及本科学历,后任编辑室主任。儿子则在治学路上一路进击,由大学而硕士,然后在工作岗上在职攻读博士。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儿子从读大学本科开始,到到博士毕业,没有用父亲一分钱。读本科,每年都获得奖学金;读硕士,孩子帮助导师批阅试卷,做导师的实验助手;读博士时,则一边工作一边读书。现在,这孩子在一所大学研究院担任院长。每当想到孩子们的成绩与成长,邱学华都非常开心,他们赶上了好时代,他们从他这个父亲身上,汲取到了有用的人生营养,他以不言之教,引导孩子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

更重要的是,他仍然能够继续进行数学教改实验,而且得到了溧阳县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尝试教学法的一些最初步的成果,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雏型。

在溧阳县师范学校培训小学教师,邱学华开始编写小学数学培训教材。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时,曾对小学生计算错误进行过深入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此时他重新开始整理研究,在农村的小屋里从事写作。

文革一结束,邱学华出版了《小学生为什么算错》,一下子发行80万册。这是邱学华数学研究的重大结果,引发了当时小学数学教学的热潮。80万册的发行量,如果放到现在看,那是令人震惊的。

不仅如此,邱学华为后来尝试教学实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为将来从事数学尝试教学积累了非常丰厚的资料。

数学教育科研这艘航船,竟然就这样在一个偏僻的乡村不但没有停顿,而且似乎有了更为长足的进展。

有心人一定看出来了,邱学华可能没有想到文革有一天会结束,但是,他在客观上为自己更上一层楼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的教育研究,可以随时拿出人们需要的东西和自己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他随时让自己处在一种待命的状态,只要有发令号响起,他随时可以起跑、飞跃。

这不由得让人们陷入思考。很多人,在面对逆境时,大多怨天忧人,愁眉苦脸,意志消沉了,把宝贵的时间浪费了。可是,邱学华却在这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保持着一个学者的风度与品质。

六、遭遇隔离审查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这标志着粉碎四人帮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当此之时,全国人民拍手欢笑,欢欣鼓舞。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在揭批四人帮爪牙的时候,邱学华却受到了围攻,县教育局派特派员进驻师范学校,逼着邱学华交待问题,不准回家。

这就是相当于隔离审查了。

本来,事情与邱学华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由于两个人的关系,邱学华受到了牵连。

原来,溧阳县教育局两个正副局长之间有矛盾。副局长姓沈,一直在县局里上班,邱学华搞三算教学,经常要向沈副局长请示工作。正局长姓王,王局长长期在基层调研。而沈副局长与当时的镇江市某位副局长来往比较密切,而镇江市教育局的那位副局长恰恰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深揭猛批的对象。于是,事情就与沈副局长有了联系,沈副局长也就成了“四人帮”爪牙的嫌疑,而邱学华因工作关系与沈副局长来往比较多,便也因此成为怀疑的对象而遭到隔离审查。

那时候,邱学华在溧阳收了十个徒弟搞三算结合教学。可是,隔离审查邱学华的人嗅觉过于灵敏,他们认为“三算结合试验”是从上海搞起来的,而上海是四人帮盘踞的地方,邱学华搞三算结合试验,这一定是同四人帮有什么联系了。这种非常荒诞的推论,真的让人哭笑不得了。再加上邱学华那时候每天都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信件。那些人又开始起疑了,这些信件里,有没有四人帮爪牙写来的信?于是,逼着邱学华交待三个问题:一是“三算结合试验”是从上海搞起来的,而上海是四人帮盘踞的地方,邱学华搞三算结合试验同四人帮有什么联系?二是邱学华每天都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信件,有没有四人帮爪牙写来的信?三是沈副局长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他们就这样无中生有地对邱学华进行猜忌与诬陷,在“五•七干校”,他们一再逼问他与四人帮以及四人帮的爪牙有什么关系。

那些人轮番上阵进行盘问式地审讯。在这期间,邱学华不能回家,也不能与外界有任何联系。

这一来,就是三天。全家人为此焦虑不已,葛蕴春更是焦急不已,可是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让两个孩子偷偷前去探望。此时,女儿已经读初中了,儿子刚刚读小学三年级。姐姐挽着弟弟,磕磕绊绊地步行六七里路到县五·七干校。孩子们从会议室窗外向里看,只见爸爸神色从容,坐在那里接受“批判”。懂事的孩子们连忙回来告诉妈妈,爸爸那样子,是不会有事的。葛蕴春老师也深信,丈夫是清白的,他只是在做着小学数学的研究。而邱学华虽然暗然神伤,但内心坚定,也非常乐观,他一一地向那些人说明他的学术关系与信件来往的情况,同时告诉他们,“我的信件来自三方面:第一来自杂志社编辑部和出版社,第二是来自各地的教育局、教研室,第三则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大多是索要稿件,讨论数学教学的问题。”一个偏僻的家村,平时一个人很少有信件来往,可是,邱学华几乎天天有信件来往,怎么不引起一些人的怀疑呢?

邱学华为“三算结合教学”实验研究付出了代价。

邱学华深信自己不会有事,真金不怕火炼。可是,被关在宿舍里,失去自由,他是越来越搞不明白了:“为什么文革中我尚能躲过一次次劫难,可是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却遭逢这样的厄运?怎么总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总是在做着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我为祖国研究教育,我为孩子们钻研数学教学,我错在哪里了?我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文革中几经磨难,邱学华从来没有流过泪。四清后回到上海,一个人在医院里躺了十多天,也没有流过泪,但现在,想到自己无端地遭遇上这样的事情,泪水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溧阳县师范学校刘芸校长是一位南下干部,其为人非常正直。白天他主持会议,大家逼邱学华交待问题,晚上,他宽慰邱学华说,邱老师,你放心,我知道的,你没有任何问题。

事实上也正如刘芸校长所说的那样,在隔离审查三天后,那些人实在找不出邱学华有任何与四人帮有联系的嫌疑,也便放人了。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然而,邱学华偶尔想起这件事,内心总仍然有点意绪难平:文革已经结束了,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了,可是,为什么还有人要上窜下跳的啊?这些人,想干什么啊?祖国刚刚结束了一场动乱,一切都在正本清源与拨乱反正之中,为什么这些人还在想着整人啊?

邱学华是最近才明白这里的关门过节的。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出后,邱学华被这部大型电视剧吸引住了。此时,他才明白,那时,虽然“四人帮”是倒台了,但是,还有人要坚持极左政策,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直到邓小平力挽狂澜,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才给中国带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当邱学华看到电视剧中“四人帮”被粉碎后同学大学桥梁专家李国豪还在打扫厕所、复旦大学教授苏步青还在写检查、长春光学研究所光学专家还关在监狱里,邱学华便想起自己的经历,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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